斯科尔金：从班德拉到“亚速”营——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前世今生

康斯江腾（康斯坦丁）·斯科尔金（Констянтин Скоркин）为美杜莎的项目“鲸”（Kit）撰文浅析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缘起与发展，其对当代乌克兰的影响，以及克里姆林宫宣传对它的刻画。

作者自述：我是一名独立记者和乌克兰政治研究者，有历史学学位。我在乌克兰报道了约十年政治新闻，近年来为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美杜莎和其他独立媒体撰写关于乌克兰的文章。

普京一再声称其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是将在他看来处在新纳粹势力统治下的乌克兰“去纳粹化”。这套话术是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持续多年信息战的核心。2014年欧洲迈丹运动胜利后（亲克里姆林宫媒体则称之为“政变”[1]），这场信息战进一步升级。

与此同时，包括乌克兰人在内的许多独立分析人士多次指出，[2]2014年革命的胜利确实导致了乌克兰社会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以及极右翼政治家身份的合法化。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话题长期以来一直被各种信息战包围，围绕它已经出现了自己的神话，还有许多投机和公然的谎言。如今，当有人打着“去纳粹化”的旗号发动一场战争，了解这个话题就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将政治现实与宣传建构区分开来。

本文的主题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它的历史，它对当代乌克兰政治的影响，以及关于它的种种神话。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话题庞大而复杂。因此，这会是一篇万字长文（它甚至比3月底我们发表的帕维尔·卢津关于乌克兰战争原因的文章[3]还要长）。

文本由七个部分组成。引论简要介绍了一些基本概念。第一节讲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起源。第二节描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德国领导层之间的联系。第三节介绍斯特潘·班德拉（斯捷潘·班杰拉）其人。在第四节您将了解到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第五节详细介绍“右区”和“亚速”。最后，第六节介绍俄罗斯宣传如何讲述乌克兰民族主义。

阅读时间在30分钟左右。如果您没有那么多时间，您可以跳过关于历史的前几章，然后从第四章开始阅读，即直接跳到关于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的部分。虽然这么做您会不清楚许多前因后果。

本文使用了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公开信源。[4]几位独立研究者帮助我们将这些知识系统化，并对其进行历史学评估。他们有奥地利Centre for Democratic Integrity主任、欧洲极右运动专家安东·谢霍夫佐夫（舍霍夫佐夫；Антон Шеховцов）；乌克兰维权人士、少数族裔权利监督小组负责人、极右运动专家维亚切斯拉夫·利哈乔夫（В’ячеслав Ліхачов）；不来梅大学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尼古拉·米特罗欣（Николай Митрохин）。

[1] https://tvzvezda.ru/news/20216101031-D4G63.html 译按：乌克兰的“广场”通常用乌语плаща（音“普拉希恰”）表示，只有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使用了阿拉伯语外来语майдан（音“迈丹”）。2013—14年，独立广场上发生了要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反对亚努科维奇亲俄政策的示威潮，此后“迈丹”和“欧洲迈丹”也成了这场运动的代指。

[2]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rnv95_versionru_likhachev_far-right_radicals_final.pdf

[3] https://mailchi.mp/getkit.news/wtf

[4] 我们删去了一些冗余的注释，主要是广为人知新闻事件和注有原文的专名的维基百科条目。原作者给出的俄语维基条目链接用英语条目链接替代。——译注

引论 何为民族主义，以及它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区别

让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概念。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民族国家同时出现在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欧洲。这些革命使得等级—宗教社会被公民—世俗社会取代。

什么是民族？英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它是“想象的共同体”[5]——它的基础是其成员在心智上的相似，而非他们直接交往的经验。安德森写道：“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每一个通过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共性来认识自己的民族都会寻求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区分。这就是所谓的主权性（суверенность）。这种主权性的顶峰就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认为民族是社会团结的最高形式，是国家建立的首要形式。

民族主义有很多类型，但较为突出的是两个主要类型：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

公民民族主义是发达民主共同体的特征。这种民族主义下每个个人都有权自愿表明自己属于哪个民族，并获得相应的公民身份。族裔民族主义是发展中共同体的特征。它强调族裔起源和“祖先遗产”的共性。简而言之，一个人就是他生来的样子，无论他自己想成为谁。

因此，公民民族主义是包容性的，欢迎那些渴望认同它的人扩展民族、丰富文化。族裔民族主义则相反，是排他性的，并将其意识形态建立在对他者的拒斥之上。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不等同于仇外。然而现代政治用语通常将那些宣扬极端形式族裔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称为民族主义者。

俄罗斯的宣传往往将民族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尤其关注邻国——主要是乌克兰——的极端民族主义现象。但这都是些不同的概念。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威权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它已被应用于社团国家（corporative states），其主要机构由经政府严格挑选的专业社团代表组成。纳粹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实施的一个法西斯主义变种。这种意识形态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并假定人的种族有优劣之分。

1995年，意大利作家、哲学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发表了一篇题为《永在的法西斯主义》的文章，[6]其中他指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十四个特征。其中的许多特征恰恰可以在当代俄罗斯找到。比如仇外；认为生活是永恒的战争（而不同意当局就意味着通敌）；拒绝“任何不随大流的性习惯”；迷恋阴谋论以及推行“我们正被四面围困”的理念；精英主义和蔑视弱者；使用“新话”（关于当局和俄罗斯人之间交流的语言，见安德烈·佩尔采夫[Андрей Перцев]为上一期“鲸”[7]所写的文章）。

[5]中译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译注

[6]https://www.pegc.us/archive/Articles/eco_ur-fascism.pdf

[7]https://mailchi.mp/getkit.news/worldwarz

1.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诞生

乌克兰民族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中叶。乌克兰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赫雷查克（格里查克；Ярослав Грицак）将其归结为“无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8]——因为现今的乌克兰国土在当时为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割占。

“无国家民族”是什么意思？构想出乌克兰国家史观念的乌克兰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梅海洛·赫鲁谢夫斯基（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Михайло Грушевський）认为，基辅罗斯及其继承者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是乌克兰国家的起源和原型。这些土地后来落入其他国家——立陶宛、波兰和莫斯科沙皇国——的统治。后来又是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换句话说，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民族没有一个自己的国家，而是作为他国的一部分存在。但与此同时它渴望获得主权。

梅海洛·赫鲁谢夫斯基

当时的民族复兴思想家们认为，乌克兰民族在过去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地位和精英阶层。而它的民族精神沉睡在人民心中，他们保留了语言和文化的根基。

他们认为，自觉知识阶层的任务是“唤醒人民”，并成为新的民族精英。其他身处帝国统治之下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也都有类似情绪。作家和诗人在这种“民族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舍甫琴科；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就极具声望，被认为是乌克兰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他的诗集《科布扎歌手》（Кобзарь）则被视为乌克兰文学语言的一大基础。

塔拉斯·谢甫琴科自画像

虽然民族摇篮位于第聂伯河流域，但乌克兰民族运动政治化的中心是西乌克兰（当时叫加利西亚或哈雷齐纳），那里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奥匈帝国的自由政治制度和自由出版的机会（在俄罗斯出版“小俄罗斯方言”书籍在1876年被彻底禁止[9]）对此亦有促成。此外，政治移民也从俄罗斯帝国的各乌克兰省份涌向利维夫（利沃夫）。

圣彼得堡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发展持否定态度，并将其视为“马泽帕主义”（Мазепинство）。即认为这一运动的支持者是在追随黑特曼伊万·马泽帕（Іван Мазепа）——在俄罗斯历史传统中，他被视为帝国建设事业的叛徒。

此外，他们还在乌克兰民族运动中发现了“奥地利的阴谋”，认为它受到奥地利当局的政治支持。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的保守派——尤其是米哈伊尔·卡特科夫（Михаил Катков）、谢尔盖·肖戈列夫（Сергей Щеголев）和瓦西里·舒利金（Василий Шульгин）——曾大书特书，说乌克兰语和独立的乌克兰民族这一理念本身都是人为创造的（这个神话后来被当代反乌克兰宣传照单全收）。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随后开始初次尝试构建乌克兰的国家地位。先后成立的国家有乌克兰人民共和国（Українська Народна Республіка）、斯科罗帕茨基黑特曼国（Гетьманат Скоропадського）[10]和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Західноукраїнська Народна Республіка）。然而它们被那些更强大的邻国打败了。

1921年，现今乌克兰的地域实际上被苏维埃俄国和波兰分占。乌克兰独立战争的失败导致社会中民族主义的激进化。1929年出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它坚持“整合型民族主义”（integral nationalism）的意识形态，而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德梅特罗（德米特里）·东佐夫（Дмитро Донцов）则为其制定了乌克兰版本。这一思想流派的支持者认为，族裔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他们仇外并宣扬武力崇拜。

OUN徽章

“整合型民族主义”的一位最早的研究者——20世纪历史学家伊万·雷夏克–鲁德内茨基（雷夏克–鲁德尼茨基；Іван Лисяк-Рудницький）认为，[11]与乌克兰的激进民族主义更为接近的并非意大利和德国的经典法西斯运动，而是中欧和东南欧的威权民族主义运动，比如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Ustaša），斯洛伐克的赫林卡卫队（Hlinkova garda）和罗马尼亚的“铁卫团”（Garda defier）。

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赫雷查克则指出，OUN的意识形态的确是在法西斯主义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不仅从中获得理念（信仰民族并将其视为最高价值，崇拜战争和暴力，意志高于理性，尊崇领袖或民族革命党），还继承了各种象征物与仪式。然而，OUN仍不是彻底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其成员并不认同种族主义理念或天选民族理论。

另一位乌克兰历史学家赫奥尔希（格奥尔吉）·卡西亚诺夫（Георгій Касьянов）罗列了OUN意识形态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另外几个区别。他指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民族解放斗争，而非征服其他民族。此外，乌克兰民族主义出现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运动则是城市化社会的产物。

[8]Грицак Я. Страсті за націоналізмом. Стара історія на новий лад. К., 2011. 176 с.

[9]https://en.wikipedia.org/wiki/Ems_Ukaz

[10]官方名称为乌克兰国（Українська Держава），通常被称作第二黑特曼国（Другий Гетьманат）。——译注

[11]http://litopys.org.ua/kasian/kas201.htm#par3

2.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德国的联系

乌克兰民族主义发展史最有争议的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认为纳粹德国是割占乌克兰土地的各大国（即苏联和波兰）的主要对手。他们希望希特勒能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正如在克罗地亚[12]和斯洛伐克[13]发生的那样。

然而，德国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只不过是一支辅助性力量。1941年6月30日，他们不支持班德拉党人（我们会在后文详细谈论斯特潘·班德拉其人）在利维夫宣布乌克兰独立的企图。[14]结果OUN的部分人士甚至受到镇压，转入地下。然而另一部分人则继续与法西斯占领当局合作。

乌克兰史在这一时期最沉痛的篇章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共同参与了犹太大屠杀，以及OUN的武装分子在沃伦组织了对波兰人的种族清洗。

1941年，OUN班德拉派的代表大会承认[15]波兰人和犹太人是未来独立乌克兰国家领土上的敌对少数民族。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否真的参与屠戮犹太人，这是乌克兰历史上最具争议和政治化的问题之一。没有任何文件证据表明OUN领导层直接下达过灭绝犹太人的指令。然而，斯特潘·班德拉评传[16]的作者格热戈日·罗索林斯基–利伯（Grzegorz Rossoliński-Liebe）认为，该组织仍应对乌克兰土地上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暴力行为负政治责任。比如在OUN领导下组建的民兵队就参与了1941年利维夫的多次反犹骚乱。[17]

导致1942—1944年沃伦事件的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长期的民族不和。在沃伦根据1921年《里加和约》[18]被并入波兰后，情况有所升级。当时乌克兰反抗军（或UPA，我们将会详细介绍）组织了对波兰人的种族清洗。而波兰地下军事组织“家乡军”（Armia Krajowa）则进行了报复行动。结果大约4—6万波兰人和1—2万乌克兰人身亡。

这些事件至今仍使乌克兰与以色列、波兰的关系复杂化。尤其在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希琴科（尤先科）于2010年将乌克兰英雄的称号追授给斯特潘·班德拉和UPA指挥官罗曼·舒赫维奇（Роман Шухевич）[19]之后。此外，尤希琴科还主张为UPA士兵提供退伍军人身份，尽管这一决定最终是由2014—2019年担任乌克兰总统的佩特罗·波罗先科（彼得·波罗申科）[20]做出的。[21]他还发起了去康米化运动。[22]

斯特潘·班德拉

罗曼·舒赫维奇

乌裔加拿大历史学家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 Himka）指出，[23]在乌克兰对这些事件普遍存在两种认知方法。前者为传统主义者所抱持，后者则由所谓的乌克兰革新派支持者所抱持。

传统主义者想要保护民族、OUN和UPA的声誉。他们否认乌克兰人在二战期间参与了对犹太人的灭绝，因为“对他们而言，提供一种包含[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污点的叙事是很艰难的”。希姆卡写道。

而革新的支持者“愿意冒险并创造一种更复杂的叙事”。他们愿意承认乌克兰人参与了上述悲剧事件。

革新派的支持者中有乌克兰历史学家索菲亚·格拉乔娃（Софья Грачева），她在00年代研究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1941年反犹骚乱中的作用。另一位是乌克兰学者玛尔塔·哈夫雷希科（马尔法·加夫里什科；Марта Гавришко）。她在2021年写道：“那些呈现与教科书不完全吻合的历史版本的研究会引起排斥和怀疑，引发冲突和各方抗议。敢于讨论此类话题的历史学家经常被指责受他国情报部门收买，或至少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了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24]

[12]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ependent_State_of_Croatia

[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Slovak_Republic_(1939–1945)

[14]https://www.istpravda.com.ua/articles/2011/06/30/44396/

[15]http://history.org.ua/LiberUA/Book/oun41/text.pdf

[16] Rossoliski-Liebe G. Stepan Bandera. The Life & Afterlife of a Ukrainian Nationalist: Fascism, Genocide, and Cult. Stuttgart, 2014.

[17]https://www.istpravda.com.ua/research/2012/12/20/93550/

[18]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ace_of_Riga

[19]https://www.bbc.com/russian/international/2010/01/100122_bandera_hero_ukraine

[20]https://gordonua.com/news/politics/vyatrovich-kto-iz-prezidentov-sdelal-bolshe-vsego-dlya-formirovaniya-ukrainskoy-identichnosti-poroshenko-1205199.html

[21]https://meduza.io/news/2018/12/23/poroshenko-podpisal-zakon-o-statuse-veteranov-dlya-voinov-upa

[22] https://www.rbc.ru/rbcfreenews/5ce137d29a79473a6b01d3ea

[23]https://uamoderna.com/md/223-223%2520

[24]https://novosti-n.org/analitic/Pochemu-v-Ukrayne-trudno-obektyvno-pysat-ystoryyu-OUN-y-UPA--4381

3. 班德拉其人，以及他如何变成反乌克兰宣传的核心要素

在1930—40年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中出现了几个人物，关于他们的争论持续至今，而他们的形象被俄罗斯宣传所积极利用。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OUN中一派的领导人斯特潘·班德拉。

OUN是由1917—1921年乌克兰独立战争老兵叶夫亨·科诺瓦莱茨（叶夫根尼·科诺瓦列茨；Євген Коновалец）和安德里（安德烈）·梅利尼克（Андрій Мельник）创立的。两者都依赖德国的支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的高层和它在波兰的游击队之间有了裂痕。班德拉是OUN对波兰当局恐怖主义[25]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对该组织的激进派来说，他似乎是一个理想的领导人。这一派依靠的主要是自身的力量和组织游击战。

1940年，OUN终于彻底分裂：班德拉支持者中更活跃的一派（“班德拉党人”）逐渐成为运动的象征，并于1942年完全重组了自己的游击队——乌克兰反抗军（UPA）。

UPA旗帜

最初UPA的支持者反抗纳粹。而当苏军出现在西乌克兰后，他们开始与苏军作战。班德拉本人在这场运动中主要扮演了象征性角色：整场二战他几乎都在德国的监狱和集中营中度过。

1941年，德国人因其支持乌克兰独立宣言而逮捕了班德拉，并将他送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在那里被关押在一个条件从优的高级囚犯监区。班德拉于1944年10月获释。德国人试图让他合作，但终未能与其达成协议。

UPA的传单：“乌克兰反抗者为何而战？不为斯大林！为苏沃洛夫和希特勒的，脑子也有病。为了乌克兰，无垠的乌克兰，独立于约西卡[约瑟夫·斯大林]和弗里茨[德国人]的乌克兰！”

在战后的几年里，班德拉成为乌克兰西部反康米主义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侨居国外的他远程领导了一场激烈的抵抗苏维埃化的游击战。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50年UPA的主要力量被打败。但该组织的部分小分队仍继续抵抗到1956年。而在1959年，班德拉在慕尼黑被克格勃特务博赫丹（博格丹）·斯塔申斯基（Богдан Сташинський）刺杀。

班德拉的形象在当代乌克兰被大为神话化。他从一个真实人物变成了一个独立斗士的抽象样板。事实上这一形象与那位现实中的OUN领导人没有太多共同之处。

根据乌克兰–德国政治学家安德烈亚斯·乌姆兰德（Andreas Umland）的看法，班德拉从未真正掌权，这对乌克兰而言甚至是种幸运：“人们对班德拉有种理想化的想象，对班德拉的乌克兰有种选择性的幻景。而OUN一旦掌权，其所作所为可能会和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相差无几——那些人短暂地获得权力后，就开始为塞尔维亚人建立集中营。”[26]

正面看待班德拉的主要是西乌克兰。而就全国而言，社会的意见几乎对半开：根据乌克兰社会调查机构Rating在 2018年进行的民调，36%的受访者对斯特潘·班德拉持积极态度，34%的受访者则持消极态度。[27]‍

无论在乌克兰还是在俄罗斯，人们对班德拉的看法受到苏联宣传及其遗产很大影响。不来梅大学历史学家尼古拉·米特罗欣告诉我们，自70年代以来，苏联电视在谈及班德拉时，描绘的是一个“地狱般的邪恶形象，走后只留下满地尸体的杀人犯”。

这种形象与早在战前就存在的关于乌克兰语和一切乌克兰元素均为人为制造的神话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当代标准仇乌宣传的形成过程。

乌克兰当代爱国歌曲：《我们的父亲是班德拉》。第一段歌词为：“我们的父亲是班德拉，乌克兰是母亲，我们将为乌克兰而战斗。”
 

[25] https://day.kyiv.ua/ru/article/istoriya-i-ya/tainstvennoe-pokushenie-v-varshave-0

[26]https://republic.ru/posts/39543

[27]https://ratinggroup.ua/ru/research/ukraine/dinamika_otnosheniya_k_golodomoru_1932-33_gg_noyabr_2018.html

4. 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形成

当代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以OUN的理念为指导。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它开始复兴。

这一运动中最突出的政治力量之一是1991年在乌克兰出现的社会民族党。它在2004年改名为自由党。

该党将“民族统治”[28]观念作为其意识形态。它是由OUN的思想家之一梅科拉（尼古拉）·斯齐博尔斯基（Микола Сціборський；1941年被杀）开发的。该党的第一个标志让人联想到纳粹党卫军使用的狼钩（Wolfsangel）图案。随着该党的发展，它的激进程度逐渐降低，其标志也被一个风格化的三叉戟取代。[29]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只是一个西乌克兰的地区性政党，但在2004年改名后，它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全国性的右翼党。自由党的领导人是利维夫政治家奥莱赫·季亚赫内博克（奥列格·季亚格尼博克；Олег Тягнибок）。

自由党的新旧标志

直到不久前，能代表乌克兰政治“班德拉”一翼的还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会和在90年代初从海外侨居地迁回乌克兰的若干OUN组织。这两者从90年代初到00年代初都是由雅罗斯拉娃·斯特齐科（斯捷齐科；Ярослава Стецько）领导的，她是斯特潘·班德拉在OUN – UPA的一名副手的遗孀。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军事化武装组织——“斯特潘·班德拉三叉戟”。但在00年代，大会和OUN都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和民望。而“三叉戟”则于2014年加入了“右区”（Правий сектор），后者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班德拉三叉戟

1990—1991年成立的乌克兰国民大会（UNA）及其武装组织乌克兰人民自卫军（UNSO）自成一体。UNA—UNSO认准了一种古怪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它结合了极右和极左思想（类似于俄罗斯的民族布尔什维克）。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包括对抗莫斯科的新帝国主义，还意欲使乌克兰成为后苏联空间的新领导者。因此，UNSO的武装分子积极参与了90年代所有的重大军事冲突：无论是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站分离主义者）、车臣（站车臣分离主义者）还是在阿布哈兹（站格鲁吉亚）。

UNSO

该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民族主义政论作家德梅特罗（德米特里）·科尔钦斯基（Дмитро Корчинський）。后来他不再参与该组织的活动，而是转而追求各种更奇异的观点——“正教圣战主义”和欧亚主义（比如科尔钦斯基曾与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以及乌克兰的亲俄政治家合作）。

00年代初，该组织经历了几次分裂并失去影响力。2014年其残余部分也并入了“右区”。

在90年代和00年代，民族主义政党在后苏联乌克兰的地位是相当边缘化的。例如在最高拉达的议员中几乎没有民族主义者。右翼领导人无法为社会提供有吸引力的未来形象，他们的意识形态在30—40年代的理论和实践中循环。它在当代世界显得很陈旧。此外，仇外心理和暴力倾向与乌克兰当局宣告的入欧进程也不相称。

2010年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上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对外亲俄，对内试图逆转乌克兰化政策，这都导致民族主义的民望增长。

正是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2010年2月—2014年2月）极右翼在选举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自由党获得了10.4%的选票，[30]并在最高拉达组建了自己的党团。政治学家安德烈亚斯·乌姆兰德指出，[31]乌克兰的各民主党没有像欧盟的各支自由民主党派那样，遵循暂缓与激进民族主义者合作的策略（比如尤利娅·特莫先科[季莫申科]的“祖国联盟”和克雷奇科[克利奇科]的“打击党”都与自由党结盟）。

乌克兰人对右翼政党的兴趣上升，促使激进民族主义者成为2013—2014年迈丹运动中的一支突出力量。

[28]https://uk.wikipedia.org/wiki/Націократія

[29]这里和下文的“三叉戟”指的都是乌克兰国徽图案。——译注

[30]https://www.dw.com/ru/премьера-в-верховной-раде-украинские-националисты/a-16444941

[31] https://www1.ku.de/ZIMOS/forum/docs/forumruss19/06Umland.pdf

5. “亚速”与“右区”，及他们在乌克兰政治中的地位

2014年的欧洲迈丹导致了新一代民族主义力量的出现——他们以当代欧洲极右运动为导向。

以前不涉足政治的足球球迷积极融入这些势力，正是他们成为10年代中叶乌克兰革命的一大冲锋力量。同时，来自乌克兰东南部的俄语青年积极投身其中，这也是其一大重要特征。

新乌克兰民族主义有两个被革命催生的关键人物（以及与他们关联的组织）。

• 德梅特罗·亚罗希（德米特里·亚罗什；Дмитро Ярош）和“右区”。亚罗希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人，是“班德拉运动”的积极成员，跻身“班德拉三叉戟”的领导层。当迈丹抗议者与执法者的冲突[32]开始后，他组建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右区”。它很快就成为乌克兰整个极右翼的象征。2014年，亚罗希当选国会议员，但在2015年就因内部分歧离开“右区”。现在亚罗希是乌军总司令的顾问。

亚罗希和“右区”

• 安德里·比莱茨基（安德烈·比列茨基；Андрій Білецький）和“亚速”。哈尔科夫人比莱茨基是种族主义倾向的极右组织“乌克兰爱国者”的领导人（并自称“白种领袖”）。“乌克兰爱国者”的目标之一是打击非法移民。2014年革命时，比莱茨基因被控武装袭击一个叫塞尔希·科莱斯内克（谢尔盖·科列斯尼克；Сергій Колесник）的年轻人而入狱，但在欧洲迈丹胜利后就获特赦。顿巴斯战争开始后，他组织了“亚速”志愿营，该营在2014年争夺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中[33]发挥了突出作用，并被纳入内务部的国民警卫队系统。一些乌克兰媒体认为，[34]比莱茨基得到了内务部长阿尔森·阿瓦科夫（Арсен Аваков）的支持。比莱茨基以“亚速”营的退役老兵为人员基础创建了“国家军团”党，而他本人在2014年当选最高拉达议员。自2014年底，比莱茨基就终止了自己与“亚速”营的关系——后者如今已是国民警卫队的一个下属机构。然而他积极利用自己参与创建“亚速”营的事迹进行政治公关。

比莱茨基与“亚速”

极右翼活动人士确实是欧洲迈丹的积极参与者，并在顿巴斯[35]志愿营的组建中发挥了作用。但不能说他们的意识形态在乌克兰受到欢迎。例如，所有极右翼联合在2014年和2019年的议会选举中都失败了——并且只往最高拉达输送了在个别多数制选区（мажоритарные округи）获胜的三名候选人。

如果说在2014年，尚有六名自由党的代表、四名过去与UNA-UNSO及科尔钦斯基的“兄弟会”党相关的议员（他们在奥莱赫[奥列格]·利亚什科[Олег Ляшко]的民粹主义“激进党”的选举名单上），以及两名极右翼自荐候选人（亚罗希和比莱茨基）进入乌克兰议会，那么到了2019年，拉达中只剩下一位[36]来自自由党的极右翼议员。而在地方选举中，右翼人士只在西乌克兰取得成功：现在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赫梅利内茨基（赫梅利尼茨基）和捷尔诺皮尔（捷尔诺波尔）的市长都是自由党代表。

极右翼的影响力主要在街头政治中。他们有能力迅速动员自己的积极分子，而警方又极度不愿意与他们对抗——这实际上是他们自迈丹运动时代以来的最大成就。

极右翼在乌克兰实现了对街头暴力的垄断，并将其90年代和00年代的传统对手——康米主义者和亲俄活动人士——从这一领域挤走。在这个新的街头环境中，出现了新的政治领导人。例如敖德萨活动人士、“右区”前成员塞尔希·斯特尔南科（谢尔盖·斯捷尔年科；Сергій Стерненко）。他因绑架一名亲俄活动人士而被定罪，还因自卫杀人而接受调查（有些人认为他的案件背后有政治动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民族主义者演变成了[37]一个民族自由主义政治家。

乌克兰社会对右翼活动的看法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被视为民族利益的守护者，准备在第一时间保卫国家。另一方面，他们的行动常常以排外骚乱和暴力告终。比如极右翼袭击罗姆人营地、[38]同性恋游行和左翼力量示威，还有他们的反犹和种族主义行径都是为人熟知的事实。

因此，乌克兰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识。承认右翼人士对保卫国家的贡献是可以接受的，但同时又认为他们的仇外观点是不可接受的。这反过来又对民族主义环境本身产生了影响：它开始寻求公共合法性，因而拒绝最易引起人反感的仇外表现和行为方式。粗略地说，就是他们不再“行纳粹礼”了。

[32] https://www.currenttime.tv/a/ukraina-ce-evropa-euromaidan-timeline/29610790.html

[33] https://censor.net/ru/news/3271078/13_iyunya_2014_goda_mariupol_osvobodili_ot_prorossiyiskih_boevikov_boyi_prodoljalsya_neskolko_chasov

[34] https://strana.best/articles/analysis/27457-kak-azov-delayut-partiej.html

[35] https://meduza.io/feature/2022/03/02/odin-iz-glavnyh-argumentov-propagandy-v-donbasse-vosem-let-ubivali-lyudey-i-nikto-etogo-ne-zamechal-ispolzuetsya-dazhe-slovo-genotsid

[36] https://news.liga.net/politics/news/v-rade-budet-minimum-odin-deputat-ot-svobody

[37]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4186

[38] https://hromadske.ua/ru/posts/kto-y-pochemu-napadaet-na-romov-v-ukrayne

6. 克里姆林宫宣传描绘的乌克兰民族主义

俄罗斯的宣传将乌克兰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自动归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甚或“乌克兰纳粹”。比如，连温和的民族自由主义者佩得罗·波罗先科[39]和俄语母语的民粹主义者沃洛德梅尔·泽兰斯基（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都变成了“纳粹”（而且恰恰是当他们的政策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相左时）。

普京甚至把维克托·梅德韦丘克——被媒体称为“普京的干亲家”的很有影响力的亲俄政治家，“反对派平台——为了生活”党领导人——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40]正如乌克兰政论家塞尔希·赫拉博夫斯基（谢尔盖·格拉博夫斯基；Сергій Грабовський）指出[41]的那样，梅德韦丘克的“民族主义”仅仅在于他认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不同的民族，而与此同时普京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

维克托·梅德韦丘克

俄罗斯的宣传总是夸大民族主义情绪在乌克兰社会的传播程度。的确，一些极右翼参与其中的真实事件[42]被用来进行这种宣传。但这些事情被说得仿佛是乌克兰国内无处不在的寻常事。

俄罗斯宣传称迈丹运动出自极右翼之手。这很容易用简单的统计数据驳斥。参与了这些事件的有几百名“右区”战士（其领导人德梅特罗·亚罗希在2014年2月估计[43]他们有500人），而与此同时由普通公民组成的迈丹自卫队的人数则数以千计（根据欧洲迈丹卫戍司令安德里·帕鲁比[Андрій Парубій]的数据[44]——在2014年2月有1.2万人）。然而对俄罗斯当局来说，有关极右翼参与迈丹事件的论据是信息战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在2014年4月，俄罗斯媒体中提“右区”的次数与提“统一俄罗斯党”的次数旗鼓相当。[45]

2022年2月24日[46]之后，俄罗斯的宣传人员仍在积极使用这种方法。只不过现在他们最关注的是乌克兰内务部下属的“亚速”特别团，他们被描摹成一个激进民族主义小团体。但极右运动专家维亚切斯拉夫·利哈乔夫指出：“多数极右翼士兵在2014年底前就离开了该团……公开坦陈自己观点的激进右翼分子残余在2017年也被该团的新指挥层刻意‘剔除’了[以改善该团形象]。”

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条件下，谈论极右翼是没有意义的，利哈乔夫总结说：“极右翼是一个内政问题，眼下这一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所有民族主义积极分子都上了前线，但只占战斗人员总数的1%。我们甚至都不能说，他们中会有哪个领导人能通过自己在前线的战士在后方获得政治资本。眼下在乌克兰国内，作为一个明晰政治实体的极右翼并不存在。”

然而，“乌克兰法西斯主义”仍是俄罗斯宣传的一个重要工具。而且，它被同时用来灌输给国内和国外的受众。

我们访问的专家均指出，乌克兰被极右翼“支配”的话题可能仍是克里姆林宫在国外用来解释自己对该国所作所为的仅有的意识形态法宝。尽管如欧洲极右运动专家安东·谢霍夫佐夫指出的那样，自从吞并克里米亚后，这一法宝在西方已不再具有过去的影响力。

[39] https://www.bbc.com/russian/topics/c3yzml0ynzjt

[40] https://www.bbc.com/ukrainian/news-russian-40289912

[41] https://day.kyiv.ua/ru/blog/politika/izvestnyy-fenomen-v-optike-putina

[42] https://focus.ua/ukraine/482098-v-kieve-nacionalisty-zigovali-v-storonu-veteranov-video

[43] https://www.pravda.com.ua/articles/2014/02/4/7012683/

[44] https://www.pravda.com.ua/news/2014/02/7/7013130/

[45] https://euroradio.fm/ru/v-rossii-pravyy-sektor-dognal-po-populyarnosti-edinuyu-rossiyu

[46] https://meduza.io/feature/2022/02/25/pervyy-den-voyny-v-ukraine-fotografii

后记

乌克兰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所述，其产生是乌克兰民族在“血色大地”[47]上为生存而斗争的背景下，渴望建立自己国家的产物。而且这种斗争导致了它的激进化，所以历史不仅会记住它的英勇气概，也无法忘记它的累累罪行。

到20世纪末，乌克兰似乎终于踏上了和平创建欧洲国家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民族主义的各种激进表现让人以为是陈旧而不合时宜的。

但俄罗斯在21世纪的新帝国主义政策使乌克兰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抬头。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助长了围绕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争吵，严重夸大了它的影响力。

矛盾的是，恰恰是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重新从历史教科书中走了出来。

[47] Snyder T. Bloodlands. New York, 2010.

作者：康斯江腾·斯科尔金

编辑：丽莎·安东诺娃、安娜·切索娃

中译：昧拾金

原文地址：https://meduza.io/feature/2022/04/17/ot-bandery-do-azova-otvechaem-na-glavnye-voprosy-ob-ukrainskom-natsionaliz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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