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打死后，她将三个女儿送去美国，独自留下誓报杀夫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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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介妇人，目睹丈夫惨死，身边尚有三个孤女哇哇哭泣……

她就是姚桐斌的夫人，和丈夫一起从海外归来的彭洁清。

彭洁清与姚桐斌

1930年，彭洁清出生于湖南岳阳一个小商贩家庭。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受到父母格外的宠爱，从小就像培养男孩子一样让她去读书上学。

17岁那年，彭洁清获得了美国圣弗朗西斯学院的录取和奖学金，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学生。后来，又在纽约大学攻读了社会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了当时已经发展得很不错的IBM工作。

但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彭洁清也像当时很多海外学子那样，放弃了海外的优越条件，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回到祖国。

姚桐斌在海外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回国后的彭洁清，遇到了相爱一生的恋人。他二人一见钟情，再见倾心，从此定下终生。

彭洁清第一次见到姚桐斌，是在一次留学生的舞会上，那时的姚桐斌，是一位高高瘦瘦，气度儒雅的男生，用西方特有的礼仪邀请她跳舞，整场舞会下来，两颗年轻的心灵已经慢慢靠近。

姚桐斌，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黄土塘镇，童年靠父、兄做粮食生意的微薄收入读完了小学，1934年7月在黄土塘小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校长再三劝说下，其父才同意他考初中。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姚桐斌毕业于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现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0月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6月启程赴英，10月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1952-1953年，在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矿校冶金系深造，并兼做实习指导员，获帝国学院文凭。

1956年9月，他在瑞士的伯尔尼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他排除万难回国，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

认识不久之后，彭洁清被姚桐斌约到北京和平西餐厅，说是有重要的事情相告，其实她心里明白，姚桐斌是要对她表白了。

那个年代的表白没有现在这么浪漫，但却真诚而负责。

姚桐斌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党的事业高于一切，也高于我们的爱情。”

紧接着，他又说：“还有，我不能告诉你我从事什么工作，不能透露与我工作的任何事情。”

这在旁人听起来，哪里是在表白，倒有点像是在摊牌谈判。

可那个特殊的年代，姚桐斌特殊的身份，彭洁清能理解，两人就这样正式走到了一起。

婚后，姚桐斌继续埋头在科研所里，为中国的火箭早日上天日以继夜地工作，彭洁清则在一所大学里教授英文，同时负责家务。

“贫贱夫妻百事哀”，柴米油盐，竟成了两人过不去的坎。

尽管当时国家已经给予了高于普通人才的优待条件，但和两人之前在国外的待遇相比，真的只能用寒酸简陋来形容。

他们住在楼上的单间，屋里仅有一个洗脸池子，厕所和浴室是公用的。那时，政府对主要日用生活品实行配给制，按月向居民发放粮票

但大家安之若素，从未听见任何人抱怨一句。

当时回国的青年才俊

是的，当时归国的知识分子，一心扑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上面，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是值得毕生奉献的事业。区区简陋的生活条件，从没有人放在心上。

生活毕竟是柴米油盐，再加上三个女儿的出生，再伟大的人也难免会对艰苦的条件有所不适。

彭洁清一家

尽管有体贴的丈夫，在那个年代，一家人还是经常因为食物短缺导致营养不良。

彭洁清去看医生，医生告诉她：好好休息，加强营养。

她哭笑不得：“连肚皮都填不饱，怎么谈得上营养？又哪里有办法搞到食品来加强营养？”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当别人笑话我们连裤子都穿不起还要搞原子弹的时候，陈毅回答：“就算我们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造出原子弹”。

姚桐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凭借一己之力生产出了过去只能依赖苏联进口的钎焊合金——一种特别重要的航天材料。

“我是中国人，当年出国就是为了现在回国。现在中国还比较落后，但将来中国一定会强盛起来。”

从1960年至1965年，姚桐斌领导的703所共开展了500多个研究课题，其中半数为预先研究。当初预先研究的部分，80%都应用在了如今的火箭发射、卫星上天的事业上。

他目睹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和蒸蒸日上的景象，也见过祖国品级仍旧怀抱希望的模样。

彭洁清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研究火箭的，这是一项极为机密的工作，最亲近的人也得瞒着。

直到运动开始，红卫兵的小报上把703所的事情都登了出来，彭洁清才恍然大悟：“噢，原来桐斌是研究火箭、导弹和卫星的”。

我想彭洁清宁愿永远不知道自己丈夫的工作，因为正是那场运动，那些年轻的红卫兵，给了这个家庭最残忍的一击。

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3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1968年6月8日，彭洁清像往常一样从学校上完课回家，听到家中有人哭泣，不详的预感开始出现在她脑海，直到打开家门，三个吓哭的孩子立马上来抱住了她，屋里有人跟她说：“姚所长，让人给打死了”。

沙发上躺着丈夫满是伤痕的尸体，地上散落着被打倒的家具和踩得粉碎的一副玳瑁眼镜。

在中国，眼镜是知识分子的象征，那个时候人们受的教育是：知识分子不会做工，不如工人；不会种地，不如农民。因此，他们从心里厌恶蔑视知识分子，将憎恨发泄在眼镜上，发泄在姚桐斌这样留过洋的博士身上。

在停尸房门前，彭洁清对天起誓：“苍天作证，我一定要为我的丈夫昭雪，一定要为他报仇”！

多年来，彭洁清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教她们流利的英文，同时为丈夫的冤情四处申诉。

彭洁清和姚桐斌的三个女儿

早在1968年时，周恩来总理就命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头必须交出凶手，否则唯他们是问。在这种情况下，头头才不得不交出一个凶手高某。高某被关起来了。而另一名凶手于某却逍遥法外。 

1974年李先念副总理对此问题作了如下指示：真是草菅人命，虽然事隔多年，似仍应坚决把问题查清楚，首犯应得到惩处，但打击面不能大。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4月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判于某有期徒刑15年，高某有期徒刑12年。

1983年，国家给姚桐斌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也是在这一年，在海外友人的帮助下，彭洁清将三个孩子陆续送去了美国，如今，三个孩子都在美国成家立业，只有彭洁清，一直居住在北京。

别人问她，为什么不跟女儿去美国享福，她说：“桐斌的魂在这里，我怎么能离开他？”

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