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绛先生诞辰110周年 01丨杨绛：忆孩时

杨绛（1911.7.17-2016.5.25），原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共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及随笔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回忆我的母亲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不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我出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胜家名牌的缝衣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衣机上缝，一忽儿就做出一套衣裤。妈妈缝纫之余，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我觉得都恰当。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1927年冬，杨绛先生（后排左二）与全家摄于苏州旧居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

我三姐姐大我五岁，许多起码的常识，都是三姐讲给我听的。

三姐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

我忙问，“爸爸妈妈老了吗？”

三姐说：“还远没老呢。”

我就放下心，把三姊的话全忘了。

三姐姐又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你老希望早上能躺着不起床，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成天躺在床上的，可是并不舒服，很难受，她在生病。”从此我不羡慕躺着不起来的人了，躺着不起来的是病人啊。

老、病、死，我算是粗粗地都懂了。

人生四苦：“生老病死”。老、病、死，姐姐都算懂一点了，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这个问题可大了，我曾请教了哲学家、佛学家。众说不一，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太先生

我最早的记忆是爸爸从我妈妈身边抢往客厅，爸爸在我旁边说，我带你到客厅去见个客人，你对他行个鞠躬礼，叫一声“太先生”。

我那时大约四五岁，爸爸把我放下地，还搀着我的小手呢，我就对客人行了个鞠躬礼，叫了声“太先生”。我记得客厅里还坐着个人，现在想来，这人准是爸爸的族叔（我称叔公）杨景苏，号志洵，是胡适的老师。胡适说：“自从认了这位老师，才开始用功读书。”景苏叔公与爸爸经常在一起，他们是朋友又是一家人。

我现在睡前常翻翻旧书，有兴趣的就读读。我翻看孟森著作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册，上面有锺书圈点打“√”的地方，都折着角，我把折角处细读，颇有兴趣。忽然想起这部论著的作者名孟森，不就是我小时候对他曾行鞠躬礼，称为“太先生”的那人吗？他说的是常州话，我叔婆是常州人，所以我知道他说的是常州话，而和爸爸经常在一处的族叔杨志洵却说无锡话。我恨不能告诉锺书我曾见过这位作者，还对他行礼称“太先生”，可是我无法告诉锺书了，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

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现称青年节。当时我八岁，身在现场。现在想来，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当时想必有许多中外记者，但现在想来，必定没有活着的了。作为一名记者，至少也得二十岁左右吧？将近一百二十岁，谁还活着呢？

 闲话不说，只说说我当时身经的事。

那天上午，我照例和三姐姐合乘一辆包车到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上课。这天和往常不同，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胸前右侧别一个条子的学生。我从没见过那么高大的学生。他们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不知在忙什么要紧事，当时我心里纳闷，却没有问我三姐姐，反正她也不会知道。

下午四点回家，街上那些大学生不让我们的包车在马路上走，给赶到阳沟对岸的泥土路上去了。

这条泥土路，晴天全是尘土，雨天全是烂泥，老百姓家的骡车都在这条路上走。旁边是跪在地下等候装货卸货的骆驼。马路两旁泥土路的车辆，一边一个流向，我们的车是逆方向，没法前进，我们姐妹就坐在车里看热闹。只见大队学生都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劳工神圣！”“恋爱自由！”（我不识恋字，读成“变”。）一队过去，又是一队。我和姐姐坐在包车里，觉得没什么好看，好在我们的包车停在东斜家附近，我们下车走几步路就到家了，爸爸妈妈正在等我们回家呢。　　

1932年，杨绛先生与好友蒋恩钿摄于清华大学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是民国六年的事。我和民国同年，六岁了，不是小孩子了，记得很清楚。

当时谣传张勋的兵专要抢劫做官人家，做官人家都逃到天津去，那天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都买不到了。

但外国人家门口有兵看守，不得主人许可，不能入门。爸爸有个外国朋友名Bolton（波尔登），爸爸和他通电话，告诉他目前情况，问能不能到他家去避居几天。波尔登说：“快来吧，我这里已经有几批人来了。”

当时我三姑母（杨荫榆）一人在校（那时已放暑假），她心上害怕，通电话问妈妈能不能也让她到波尔登家去。妈妈就请她饭后早点来，带了我先到波尔登家去。

妈妈给我换上我最漂亮的衣裳，一件白底红花的单衫，我穿了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想哄孔雀开屏的。三伯伯（编注：即前文所说的三姑母，姑母旧亦呼伯伯）是乘了黄包车到我家的，黄包车还在大门外等着我们呢。三伯伯抱我坐在她身边。到了一个我从没到过的人家，熟门熟路地就往里走，一手搀着我。她到了一个外国人的书房里，笑着和外国人打了个招呼，就坐下和外国人说外国话，一面把我抱上一张椅子，就不管我了。那外国人有一部大菱角胡子，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他说：“小姑娘今晚不回家了，住在我家了。”我不知是真是假，心上很害怕，而且我个儿小，坐椅子上两脚不能着地，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等到黄昏时分，看见爸爸妈妈都来了，他们带着装满箱子的几辆黄包车，藏明（我家的老佣人）抱着他宝贝的七妹妹，藏妈（藏明的妻子）抱着她带的大弟宝昌，三姐姐搀着小弟弟保俶（他的奶妈没有留下，早已辞退），好大一家人都来了。这时三伯伯却不见了，跟着爸爸妈妈等许多人都跑到后面不知哪里去了，我一人站在过道里，吓得想哭又不敢哭。等了好一会，才看见三姐姐和我家的小厮阿袁来了（“小厮”就是小当差的，现在没什么“小厮”了）。三姐姐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指点着说：“咱们住在这里。”

我看见一个中国女人在那儿的院子里洗脸，她把洗脸布打湿了把眉毛左右一分。我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洗脸也要学她了。三姐姐把我衣角牵牵，我就跟她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三姐姐说：“你也这么大了，怎么这样不懂规矩，光着眼睛看人，好意思吗？”我心里想，这种女人我知道，上不上，下不下，是那种“搭脚阿妈”，北京人所谓“上炕的老妈子”，但是三姐姐说的也不错，我没为自己分辩。

那间小客厅里面搭着一张床，床很狭，容不下两个人，我就睡在炕几上，我个儿小，炕几上睡正合适。

至于那小厮阿袁呢，他当然不能和我们睡在同一间屋里。他只好睡在走廊栏杆的木板上，木板上躺着很不舒服，动一动就会滚下来。

《杂忆与杂写》，三联书店1994年初版

阿袁睡了两夜，实在受不了。而且伙食愈来愈少，大家都吃不饱。阿袁对三姐说，“咱们睡在这里，太苦了，何必呢？咱们回家去多好啊，我虽然不会做菜，烙一张饼也会，咱们还是回家吧。”

三姐和我都同意，回到家里，换上家常衣服，睡在自己屋里，多舒服啊！

阿袁一人睡在大炕上，空落落的大房子，只他一人睡个大炕，他害怕得不得了。他打算带几张烙饼，重回外国人家。

忽然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阿袁说，“不好了，张勋的兵来了，还回到外国人家去吧。”我们姊妹就跟着阿袁逃，三人都哈着腰，免得中了流弹。逃了一半，觉得四无人声，站了一会，我们就又回家了。爸爸妈妈也回家了，他们回家前，问外国人家我们姊妹哪儿去了。外国人家说，他们早已回家了。但是爸爸妈妈得知我们在张勋的兵开枪时，正在街上跑，那是最危险的时刻呀，我们姊妹正都跟着阿袁在街上跑呢，爸爸很生气。阿袁为了老爷教他读书识字，很苦恼，很高兴地离了我们家。

原载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