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跨语际实践》出版25周年学术工作坊纪要（附会议视频）

2020年12月18日，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的英文原著《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出版二十五周年纪念工作坊在云端召开。

本次学术工作坊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麦基尔大学、美国维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和东亚系联合举办，邀请了来自北美、澳大利亚等十余所高校的学者和博士生出席并发表讲话，刘禾教授做了最后发言，世界各地不同时区的上百名读者在线上共襄盛举。

《跨语际实践》一书于1995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迄今已有二十五年。书中提出的跨语际实践的理论，不但在中国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翻译理论、后殖民理论等多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其“跨语际”的观念、视野和方法，把话语政治延伸到不同语种交往之间的复杂联系和运动，提出了跨语际的话语理论。它为很多学科的学术和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在本次会议内容丰富的发言和讨论中，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十四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解析《跨语际实践》的学术贡献，并联系刘禾教授的治学方法和理路，介绍了各自相关的研究，并提出进一步拓展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

《跨语际实践》英文版（1995年）、三联版（2002、2008、2014年）

《跨语际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最新版

国立澳大利亚大学教授Ari Larissa Heinrich（韩瑞）认为，《跨语际实践》出版于25年前，但它的影响经久不衰，我们总是回到这本书去思考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尤其在今天。Heinrich教授列出其三点主要贡献，从而解释这部著作的持久性。第一，《跨语际实践》向各个不同的学科敞开，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文化交往和碰撞的理论语言，这种开创性的语言所能处理的复杂现象，大大超越了翻译以及通约性之类的问题。第二，这本书为认识人文学科反复出现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不但要学会掌握词语，还必须了解与谁交流，如何交流，尤其是在新技术和新词语不断涌现的时代。第三，面对当前的网络技术和机器翻译，《跨语际实践》提供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性思维，因为翻译面对的不仅仅是词语，而是人与人之间不可切割的依赖性以及相互理解的可能性。Heinrich教授认为，《跨语际实践》作为我们的思想资源常读常新，在新冠疫情笼罩下的第二十五个年头，它警示巴别塔里的人类应当如何面对语言文化差异中的政治。

布朗大学教授Tamara Chin （秦大伦）指出，《跨语际实践》从根本上扭转了语言文字研究的方向，因为刘禾教授把历代学者以考察“词源”为重点的研究，彻底挪至到语言和语言之间互动的“路径”，也就是以routes取代roots，从而为重新考察古代语言文字及其现代的挪用打开了一条新思路。Tamara Chin教授以万隆会议前后中印两国知识分子对亚非多国古文字的研究为例，揭示了古代外来语的交互路径如何成为铸就亚非大联盟的基础，其中包括季羡林的吐火罗文和梵文研究，印度学者Prabodh Chandra Bagchi创刊的《中印研究》，以及马坚的阿拉伯文外来词汇的研究，描摹了中国与古代印度、阿拉伯世界多向度勾连的图景，为万隆会议的反殖民主旨提供古文字学的依托。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Benjamin Kindler在发言中指出，刘禾教授对近代语言之间碰撞的研究，突出的是单方向运动，比如现代汉语被外来词和外来句法所改造，而反向的运动未必发生，比如现代英语。这种单方向的指向带有明确的空间性，即殖民扩张的空间，但同时也启发人们思考现代性的时间性。虽然《跨语际实践》出版于九十年代，但它绝不属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后殖民论述，它既不认可 “另类的现代性”或被压抑的现代性，也不认可所谓的文化差异论。刘禾教授在书中论述的现代性，作为面向未来的一种想象，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而近代中国一直参与了这个历史进程。那么，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也应纳入现代性的思考？Kindler谈到刘禾教授近期发表的文章《翻译的事件性》，认为它围绕1958年以来的亚非作家联盟和世界文学，针对时间性展开了进一步的思考。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讲席教授Andrew F. Jones（安道），回忆他九十年代初当刘禾教授的研究助手的经过，具体描述了他参与《跨语际实践》一书的七个附录生成的工作，比如查找资料和条目校勘等。在他看来，这七个长篇附录是全书核心观点的重要佐证，也让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比较文学基础一览无余，其重要性可与本雅明的“拱廊计划”相比拟。Jones教授特别提到《跨语际实践》及其附录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对以中文为第一语言的学生。面对七个长篇附录，他们开始意识到如果把附录里的外来词都从中文表达中剔除，那么母语是汉语的中国学生和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将陷入失语。

维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的教授Anatoly Detwyler （戴安德）指出，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对文字语言的抽象功能，对话语范畴的抽象功能、以及双语词典在语言间设立虚拟的对等词语的抽象行为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尤其是对抽象本身提出了拷问。Detwyler教授由此出发，建议在文本、数字以及图表之间，进一步研究抽象功能如何在跨媒介的过程中建立意义的对等性。他以梁启超和卫聚贤的统计历史学为切入点，考察图表、数字、统计图谱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并以张耀翔的《新诗人之情绪》（1924年）为例，论述中国早期新诗研究与图表、数字、统计图谱的互动。

多伦多大学的陈利教授在发言中，提到刘禾教授对国际法和历史学领域的影响，并介绍自己的英文专著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暂译《帝国视野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坦诚其中关于法律翻译的论述曾得到《跨语际实践》和刘禾教授的另一部著作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中译《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诸多启发。他在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大清律例》在欧译过程中的国际政治，并以小斯当东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的翻译为切入点，引申到欧洲国家兴起的对中国律法的讨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现代性论述和法律改革。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Harlan Chambers（章毅诚）提出了跨语际的实践者是谁的问题，它牵涉到文学形式的重要功能，以及批判性的思考与文本的关系。Chambers认为批判性的思考是《跨语际实践》一书提出的独特方法，它针对的不单是思考的对象，而是思考的必要形式。那么文学或文化的形式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是什么？文学形式的政治与我们所熟悉的政治逻辑之间什么样的区别？Chambers指出，人们对《跨语际实践》的七大附录都很重视，因为里面详细记载了多种外来词和它们进入现代汉语的不同途径，但刘禾教授在书中还关注了被排斥在书写之外以及不被言说的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也同样属于跨语际的批判性思考所涉及的范围。

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教授Michael Gibbs Hill（韩嵩文）在谈到自己撰写《林纾的文字制造厂》（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2012)的时候，曾与《跨语际实践》展开持续的对话。这次重读之后，他发现这本书中的很多论点已成为当前新学术的前提，特别是刘禾教授提出的“对等的喻说”（tropes of equivalence），这一概念摆脱了解构主义的羁绊，把意义形成的方式（manner of becoming)置于历史动态之中去理解和研究。由此出发，Hill教授介绍了他最新的中文与阿拉伯文学的比较研究，以埃及翻译家Muṣtafá Luṭfī al-Manfalūṭī (مصطفى لطفي المنفلوطي)、马坚、马俊武为例，比较中文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同时面临的现代性挑战，他们如何思考旧文字、旧知识翻译新文字、新知识的困境，以及建立对等性的努力。

明尼苏达大学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系教授Shaden Tageldin在发言中提到，《跨语际实践》的开创性在于，它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权力互动打开了新的视野，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正视全球范围的不平等以及欧洲语言文化所获取的优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充分研究非西方的语言文字如何应对这种不平等，尤其需要在理论上对语言之间的通约和不通约（commensurability/ incommensurability）做出清醒和透彻的思考。Tageldin教授说，她在撰写自己的第一本书《巧言之魅——帝国与翻译的诱惑在埃及》（Disarming Words: Empire and the Seductions of Translation in Egypt，2011）的时候，延续并发展了这一研究思路，而她的另一本新书将进一步探索现代阿拉伯文学写作，以第一部系统比较法国与阿拉伯文学的研究作为切入点——奥斯曼－巴勒斯坦知识分子Muḥammad Rūḥī al-Khālidī （محمد روحي الخالدي）著《法文、阿拉伯文与维克多雨果的文学的学科史》（تاريخ علم الأدب عند الافرنج و العرب و فيكتور هوكو），探索比较文学的跨洲际理论的可能性。

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教授Gal Gvili（葛书彦）认为，《跨语际实践》贡献在于它给翻译行为赋予了事件性，这个方法开辟了重新了解近代帝国史中语义生成的思路。Gvili教授力图将这一方法推向中国大陆以南的领域，比如南亚，并提出如何处理近代以来两大非西方文化，比如中国和印度不得不依赖英语——殖民者的语言——才能相互沟通的历史。Gvili教授介绍了自己正在完成的一本书，其中有一章是以苏曼殊的1908年的文集《文学因缘》为例，探讨英语文学在中印文学交往之中的作用，集中在被殖民者人民之间的关系如何被占统御地位的殖民者的语言所翻译，并思考其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

美国里德学院的姜婧教授在发言中说，刘禾教授对文本细节的强调以及她思考问题的方式，体现出其独创性和复杂性。《跨语际实践》填补的是一大空白，提出的是大问题。与此同时，刘禾教授坚持对文本进行缜密的细读。比如在书中讨论国民性话语的一章，她对鲁迅《阿Q正传》中的细节提出了有力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这篇小说本身就是中西之间跨语际实践的产物，这样的文本细读对大学的文学教学很有启发。在今天，跨文化的读解依旧紧迫，刘禾教授在二十五年前出版的这本书不但具有前瞻性，而且起到了转变知识范式的作用。

多伦多大学钟雨柔教授认为《跨语际实践》的最大创见之一是清晰勾勒了中国现代文学创制之初的比较文学基础，由此根本性地改变了研究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文学和文化的基本范式。钟雨柔教授援引刘教授的近作《运动中的文字》(“Scripts in Motion”)，认为刘教授践行的比较视野和话语政治理应拓展到语际实践所离不开的书写问题上，并介绍她研究汉字改革的近作 Chinese Grammatology: Script Revolution and Literary Modernity, 1916-1958 （暂译《汉字革命与文学现代性 1916-1958》），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废汉字运动是汉字与拉丁罗马字母碰撞的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革命，文字和文学的双生革命不仅重新定义了中文文学现代性，且对后结构主义批判语音中心主义有重要理论贡献。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David Xu Borgonjon认为，刘禾教授对老舍小说《骆驼祥子》中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原型的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如何将劳动男性的身体转化为生产工具，其性别政治不仅成就了社会的再生产，而且提出了主体性的问题，如骆驼祥子的内心世界需要依赖自由间接引语才能得到相应的表达。Borgonjon进一步追问，跨语际研究是否能以同样的方式引申到东南亚？比如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之间长期游走的华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经济人”？

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教授孟连素从刘禾教授对女性主义的研究，谈到她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Man/Woman, Machine/Nature: Modern Chinese Poetry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ndustrialism and Feminism (1915-1980)（暂译《男人/女人，机器/自然：工业主义与女权主义交叉中的中国现代诗歌（1915-1980）》）。她从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探讨现代工业技术与女权主义思想作为衡量进步的标准，如何激发、困扰及型塑中国诗人对于现代性的思考及诗歌想象。

刘禾教授首先对协办工作坊各单位以及与会的学者和在线的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回顾自己第一部英文专著《跨语际实践》出版以来的二十五年，刘禾教授简略总结了自己的学术理路和研究方法。若要一言以蔽之，便是从大家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发现最陌生的东西，以熟中见生，这是她持之已久的哲学兴趣，比起知识论，认识论、甚至真相或假象对她都更有吸引力。刘教授坦言跨领域和跨学科并非本意，而是自己的哲学兴趣使然。在方法上，《跨语际实践》与后来的《帝国的话语政治》、《弗氏人偶》（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一脉相承，都在追索被隐匿的话语政治，澄清词语和概念之间的混淆与联系。

Lydia H. Liu, The Freudian Robo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接下来，刘禾教授向工作坊的听众介绍了她正在写作的一本新书，叫Wittgenstein in the Machine（暂译《机器里的维根斯坦》），这将是第一部研究后维根斯坦哲学的著作，其中有一章将不久在2021年春季号的Critical Inquiry理论刊物上先行发表。本章围绕人工智能的先驱人物Margaret Masterman展开，她是剑桥语言研究部（Cambridge Language Research Unit）创始人，也曾经是维根斯坦的学生。Masterman是哲学家，由她主导的机器翻译的编程语言对后来的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的突破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突破对于人工智能领域并不陌生，但Masterman的编程语言里面的语言哲学却长期被人忽略，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如何在理论上解决词语（word）和概念（concept）长期被混淆的哲学难题。Masterman所使用的方法是利用“汉字”本身的组合子逻辑，文字与数字并举，形成高度抽象的以“字”为基本单位的编程语言，并由此奠定计算机人工智能的逻辑基础。刘禾教授还强调，Masterman早在德里达对欧洲语音中心进行解构之前就已经超越了德里达，并且在哲学上走得更远。她的新作《机器里的维根斯坦》将重新挖掘Masterman的语言哲学，探讨符号在智能时代的新功能和新使命，尤其是后维根斯坦哲学对人工智能研究的巨大贡献。

工作坊在听众的踊跃提问中圆满结束。刘禾教授向所有《跨语际实践》的读者致以谢意，并期待学界能生产出更多有启发性的新成果。

会议视频

跨语际实践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刘禾 著

“当代学术”丛书

精装，420页，98元

ISBN：978-7-108-07294-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月

帝国的话语政治

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刘禾 著

精装，344页，56元

ISBN：978-7-108-05141-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