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凯｜没有翻译的翻译学，毫不浪漫的浪漫派

没有翻译的翻译学

毫不浪漫的浪漫派

文 / 孙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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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月

刚才在黄燎宇老师的发言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正好我看有几位搞印度学的老师也在座，而我自己除了翻译学之外，也搞一些法国东方学的学科史，我特别想就一个小细节回应一下黄老师，同时给法国人做做广告。黄老师说德国的施莱格尔是个特别伟大的天才，会很多语言。这个所谓的语言天才，我觉得看跟谁比吧。大家知道吗，施莱格尔的老师是法国人谢兹（注：有人译成“谢塞”，但就其法语原名Antoine-Léonard de Chézy来说，应该是谢兹）。实际上，英国印度学的第一个学者是威廉·琼斯，法国印度学的第一个学者是谢兹，德国印度学的第一个学者是大施莱格尔。但我觉得英国的第一人和德国的第一人也没有那么伟大，因为他们的梵语是有老师的：威廉·琼斯是在印度跟印度人学的，施莱格尔是跟谢兹学的——学一门语言如果有老师的话，当然要容易得多。而谢兹的梵语是自己学的，有一些内容甚至是他自己利用在法国的一些资料硬生生破译的，就像商坡良破译了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这个可比有老师教难多了。他自学了梵语，然后把梵语教给了大施莱格尔；谢兹还会波斯语，他把波斯语教给了小施莱格尔。所以德国的大小施莱格尔都算是法国人谢兹的学生。还有一个事情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谢兹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语言天才，也是个科学小怪人，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不太容易找到老婆，小施莱格尔还给他介绍了一个德国的妻子。一个法国人和德国人结婚，也算是一个异域的考验。但这个考验后来失败了，因为那个德国老婆后来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还有谢兹的一些钱跑掉了，让谢兹伤心了很多年。所以这是一个失败的异域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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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及其老师谢兹

我要向秦海鹰老师致敬。秦老师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贝尔曼的学者，不过分地讲，她是贝尔曼研究在中国的鼻祖，我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两轮秦老师的课。然后要向章文致敬，她把这么难、这么重要的书翻译过来了，译得可圈可点，功劳很大。我虽然当年博士论文写的是贝尔曼，最近十年也一直在给北大法语系的研究生讲贝尔曼和贝尔曼的翻译学，有时候也会恬不知耻地以国内的贝尔曼专家自居，但我一直有一个主张，就是：顶尖译者是顶尖学者的极限，外语能力是某些文科学者的学术瓶颈。我们当老师的都有这样的经验，写文章、做论文、开课、做课题之类，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因为我们可以对我们懂得很厉害的部分大肆发挥、夸夸其谈，让别人觉得很了不起，但是遇到不懂的地方，我们可以绕过去，假装它不存在，假装没看见，沉默、假睡、装死。但翻译不一样，它是语言和语言之间的短兵相接，每句话、每个词、每个字都不能放过，章文老师能把这本书一句句地译出来，特别不容易，所以要向她致敬。关于贝尔曼，细节上我肯定没有章文熟悉，我就从宏观上讲一讲我学习贝尔曼的几个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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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汀·马西斯《放债人和他的妻子》

木板油画 70.5*67cm 卢浮宫藏

1995年伽利玛出版社法语版《异域的考验》封面配图

贝尔曼的这个书叫做《异域的考验》，副标题叫做“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贝尔曼好像是在讲翻译，但他在很大程度上讲的是翻译哲学。我对这本书有一个表述，叫做“没有翻译的翻译学，毫不浪漫的浪漫派”。阅读这本书，有几个维度的背景知识是要知道的，第一个是巴别塔神话，第二个是德国浪漫派，第三个是德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第四个是翻译阐释学。我一个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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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凯老师

巴别塔神话就是《圣经》里的那个巴别塔故事。人类造巴别塔，上帝变乱了语言，把纯语言变成世间的不同语种，从而离间了人类。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当成神话或者文学，但像德国的本雅明、法国的梅肖尼克、贝尔曼都是正儿八经地把它当成一个史实的。本雅明是贝尔曼的偶像，我一向认为，理解本雅明是理解贝尔曼的前提。而本雅明，我们都知道，写过一篇天书一样的《译者的任务》，这篇文章极其晦涩难懂，让后来的学者百思不解但是又百读不厌。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我自己翻译了一个版本，大概今年会在三联出版，它也肯定是我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翻译作品。那这篇文章究竟说了什么呢？简单讲，所谓译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直译的方法试图重建纯语言，至少用直译的方法隐隐看到纯语言曾经存在的踪迹。可以说，本雅明所谓的“译者的任务”是一个最高理想，而法国的梅肖尼克和贝尔曼都是本雅明的死忠粉、小迷弟，他们各自借用了“译者的任务”里的一个比喻，一得其声，一得其形，一个要忠于原文的节奏，一个要忠于原文的文字，所以才有了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以及贝尔曼的这本《异域的考验》。所以这本书是《译者的任务》的一个回声，后面隐藏的，就是巴别塔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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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约瑟夫·冯·普伦纳《巴别塔》

版画 藏于大都会博物馆

第二个维度是德国浪漫派。作为法语系的学生，我们都很熟悉法国的浪漫主义，但实际上所谓浪漫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麻烦的概念。我们知道，法国的浪漫主义起源于德国，但德国早期的浪漫派和法国的浪漫主义几乎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贝尔曼虽然是法国人，他承接的却是德国传统。那么说到德国浪漫派，它的内涵也非常复杂，一两句话说不太清楚，我在这里主要说说德国浪漫派的历史观。在二十世纪初，德国学者里卡达·胡赫出版了《论浪漫派》，书中谈到浪漫派历史哲学所遵循的一个很奇怪的三段论。这个三段论形象地讲，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个“一”，然后它先做加法，把“一”变成“多”，再做减法，把“多”变成“一”。这个“一、多、一”的浪漫派历史逻辑最初来自基督教。德国的海涅不是说浪漫派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吗？圣经故事，就是最初的世界是一片混沌，然后上帝用了7天创世纪，工作了6天，1天休息，这样把一变成了多；然后到了世界末日，上帝会回来进行最后的审判，赏善罚恶，世界重新由多变回一。这个是宗教层面的。在语言层面，就是在巴别塔之前，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纯语言，然后神变乱了语言，离间了人类，一变成了多，而本雅明写《译者的任务》，就是说，好了，现在神的加法做完了，轮到译者来做减法了，所以我们要用直译的方式来做减法，让世间诸语慢慢向着最初的纯语言回归。而贝尔曼作为本雅明的忠实拥趸，他写《异域的考验》，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海德格尔说异域的考验，自身的获成，也就是说，我通过翻译，让母语接触外语，就好比两种语言进行联姻，之后生下一个孩子，既有爸爸的特征，也有妈妈的特征，而这个新生儿，其实是母语妈妈经过了外语爸爸的考验之后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当然，这里有一个潜台词，贝尔曼没有明说，即这个更好的自己应该是离我们梦寐以求的纯语言更进了一步。浪漫派做减法的过程，在哲学层面也有所体现，比如德国的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都是辩证法的开创者，而辩证法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正反合，一个正题，一个反题，然后正题和反题经过长期的相互滋养、对峙、斗争，最后形成一个合题。甚至还有马克思。马克思当然不属于德国浪漫派，但我们知道，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发展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本雅明有一个看起来十分矛盾的身份，一个是弥赛亚主义者，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弥赛亚是有神论，而马克思是无神论，这两种信仰怎么能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呢？答案也很简单，因为本雅明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程中看到了那个“一、多、一”的规律，因为人类社会最初是原始共产主义，这个是一，后来分化出阶级，一变成了多，但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归宿，到了世界大同的那一天，多必定还原成一。共产主义communisme，如果用法语来拆开的，就是comme un isme，直译过来是英语的as one ism，也就是“如一主义”。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本雅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眼中的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带有浓重的本雅明色彩，他对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也有诸多误会，我们不要当真。但他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看到的，就是世界大同，也就是浪漫派的那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这本《异域的考验》里写的很多章节，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德国人对翻译的主张或者对世界的主张很多都是符合这个逻辑的，就是一变多，多变一，然后怎么样做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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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

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7日

第三个维度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异域的考验》这本书一打开就是贝尔曼写的一个“翻译宣言”，而在这个宣言里，贝尔曼提出翻译的精神分析学是现代翻译思考的三个轴线之一。贝尔曼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翻译及其论述》，他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翻译学的十一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精神分析。20世纪法国重要的知识分子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并不多，利科算一个，贝尔曼算一个。什么是翻译的精神分析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就是贝尔曼自己在《异域的考验》里所阐释的，他认为所有翻译家心里都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叫做翻译冲动，这个翻译冲动渴望通过外语的力量在形式上改变母语。翻译冲动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有，但是它会遭受到文化的阻力，这个阻力说白了就是要求译者意译，它可能来自出版社，可能来自读者的要求。而翻译的精神分析就是分析这种阻力，目的是帮助译者从这种阻力中解脱出来，甩掉包袱，轻装上阵，更好地实现文字翻译。当然，这个层面带有非常浓烈的贝尔曼个人色彩，而且说到底还是会涉及到巴别塔信仰，我们也不见得同意。但精神分析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贝尔曼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翻译批评论》当中说：“译者倾向于让随大流儿的‘老生常谈’，或毫无个性的‘翻译常识’脱口而出”。也就是说，不能把译者在“序”、“跋”或其他文章中明确提出的主张当成他的翻译思想，那些主张可能不过是人云亦云，逢场作戏，不动脑筋，随便说说，而评价一个译者真正的翻译思想和成就，要回到他的译文里去。应该说，在我看来，这里是贝尔曼翻译学里最让人兴奋的观点之一，因为我们当代学者在论述翻译思想史的时候，有一个通病，就是太注重那些译者明确说出来的翻译主张了，却不去探究他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主张是不是对得上。比如严复说要“信达雅”，但是他自己是不是信达雅，你要找到他的那个译文和原文，你要对比，他真的是信达雅吗？实际不是的。我看包老师在点头，说明她也是同意我的观点的，是吧？严复的《天演论》怎么能称得上是信达雅？另外贝尔曼除了作为一个翻译学家之外，他自己也做翻译，他也是一个说跟做完全不一样的人，他的翻译完全没有像他翻译理论当中所主张的那个文字翻译，他的翻译成就是没人提的，而他翻译学当中讲了很多不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然后他说的那些“不应该”的毛病，他自己都犯了，所以贝尔曼自己就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口不一？还有，我除了翻译学以外，还搞一点印度学史的研究，我就觉得中国翻译思想史里，讲到佛经翻译，我们写了太多高僧大德们表面上的翻译主张，比如写一篇论文，讲到道安，那就必然要说“五失本，三不易”，讲到玄奘，那就必然要说“五不翻”，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文化阐释，好像很高级，但其实是避重就轻。一部负责任的、健康的翻译史，必须要真的去对原文，把汉语的译文和梵语或者胡语的原文拿来对照，然后再去下结论。但是比如很多学者谈到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就永远说什么“嚼饭喂人”，什么“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然后就不断在这两句话周围绕圈子，却不敢碰一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比如鸠摩罗什的母语是什么？很多学者甚至连鸠摩罗什翻译的原文究竟是梵语、还是龟兹语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搞清楚，更不用说把梵语或胡语的原文找来，和他的中文相对照了。我特别高兴南亚语系的范晶晶老师在场，我学习过她的一篇伟大文章，她是真的把鸠摩罗什的译文和原文去对，对的结果就发现他嘴里说的翻译主张和他真实的翻译实践是不一致的，他内心中是有一个隐秘欲望的。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去对原文，就会发现，一个译者，说的和做的不一定一致。贝尔曼的老师梅肖尼克也特别强调要区别说什么和做什么。而贝尔曼把这件事提到了精神分析的层面，因为一个人心口不一，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有时候是因为无意识的随便说说，有时候是有意识的刻意掩饰。那他为什么要随便说说，为什么要刻意掩饰，这个就是翻译史和翻译的精神分析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贝尔曼提到精神分析，我个人觉得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他希望读者，或者说真正能够成为他的知音的读者，对“贝尔曼”这个人做一个精神分析。这个问题特别大，我就不展开了，直接说一下我的结论。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我的第一个结论是：贝尔曼只是贝尔曼的自我，而本雅明才是贝尔曼的本我，本雅明代表了贝尔曼心中的隐秘欲望。另外，我们知道，在西方认知论里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强调用感官认识世界，主张格物致知，形而后学，一种是柏拉图式的，强调用理性认识世界，主张心无外物而致良知，形而上学。贝尔曼的这本书叫做《异域的考验》，事实上，“异域的考验”体现的是一个非常亚里士多德式的认知模式，而且贝尔曼在他另一部书里明确说，他反对柏拉图，他把柏拉图式的翻译叫做坏翻译。表面上，贝尔曼好像是挺亚里士多德而反对柏拉图的，但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只不过是贝尔曼的自我，而柏拉图才是他的本我，柏拉图是贝尔曼心中的一个隐秘欲望，贝尔曼口口声声反对柏拉图，是自我对本我的掩饰，这是一个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谎言。连“异域的考验”这个题目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谎言成分。当然这个题目太大，我就直接说结论，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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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本《玄奘三藏像》

135.1×59.9cm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第四个维度是翻译阐释学。贝尔曼明确表达过，他的翻译学依托于阐释学，在《异域的考验》里他也列出了对他的思想给予重要滋养的西方阐释学大师。那么，究竟什么是翻译阐释学呢？简单讲，如果说精神分析研究的是谎言，那么阐释学研究的就是误会。翻译阐释学，研究的是翻译给一个国家或民族所造成的历史误会。误会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这两个概念在德国和法国就分别有完全不一样的意思，而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都曾经是一种历史误会。比如说“浪漫主义”这个词，我们就能从中看到法国文化和德国文化的相爱相杀。在很大程度上，法国浪漫主义是对德国浪漫派的一种误会，但如果往上追溯，德国浪漫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的是法国的卢梭的影响，但德国人眼中的卢梭，也是一个被误会了的卢梭。那么这些误会是怎么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翻译。我甚至认为，人类历史在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大航海时代之后，很多产生动荡的重大社会事件，都是某个经典文本通过翻译，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导致的误读造成的。所谓翻译阐释学，就是一门研究误会的学科。历史不是被真相造就的，而是被对真相的阐释造就的，就好像浪漫主义的历史，就是德国人，法国人之间试图相互阐释又不断产生误会的历史。说到这里，我想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异域的考验》当中，贝尔曼所阐释的这些大名鼎鼎的德国人，歌德、赫尔德、路德、施莱尔马赫，施莱格尔，荷尔德林，也许只是贝尔曼视域下的德国人。说实话，我虽然讲了很多年的贝尔曼，但我对贝尔曼写的这些德国人并不熟悉，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并没有德文的语文能力，第二，虽然我读了贝尔曼，但我几乎可以确定，在很大程度上，贝尔曼在这些德国人的文字里看到的，想从这些德国人的文字里提取的，其实都是他想看到的东西。用康德的话说，书里提到的德国人，并不是这些德国人的物自体，而是贝尔曼眼中的德国人。阐释学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一件事，本来是什么意思，是不重要的，而它在人世间被理解成了什么意思，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话说回来，我觉得就像应该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贝尔曼一样，我们也应该用阐释学的方法来研究他，就是分析贝尔曼笔下这些德国人的历史性，以及贝尔曼为什么要这样理解这些德国人，但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学术命题，我个人也很想呼吁加强德语学者和法语学者之间的合作，这样的话，才能揭示一个更加全面的、真实的、立体的贝尔曼，让贝尔曼研究走得更远，走得更深入。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